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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
（因时机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单薄——只有六七千人，没有实现调动敌人的任务，反而削弱了自己，发挥了敌人据有全国兵源的优势，分兵让敌人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前，毛泽东曾向粟裕提出类似的外线作战的设想。把敌主力从华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军团参谋长，念及此次教训，便建议歼敌主力于江北。）
7月上旬，国民党经过调整部署后，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为了阻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以掩护战略转移的准备，只能采取暂时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周在前线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打阵地战。这种错误的做法，当时认为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囿于历史传统定论，试想当时应该怎么办？全线撤走，把中区丢给敌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仓促逃跑？结果又将如何？
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由于各种局限，“最高三人团”想不出来。
8月7日，为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与二军团会合的路线，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周恩来8月18日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更坚决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更，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
这种大转移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已经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见指责“仓促出走”是多么不公。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南线的战局，则更为困难……
9月，准备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会合。
博古在拟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未曾与闻。
为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连续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等等。
9月间，周恩来和朱德曾主持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达成五项决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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