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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的每一個挫折，周恩來都感到自己負有直接和間接的責任，這種不貪功不諉過的品格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自責和痛苦。周恩來的應變若定和臨敵不驚的非凡靜氣，也無法改變目前嚴酷的現實。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約，使他的才智無法發揮，使他的主張無法推行。他必須執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須代人受過，一種無力迴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潛意識中漫漶開來。
世界上哪個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那滿含委屈悄然離開會場的背影，心中不由湧起一陣酸楚：“以正確屈從錯誤，該有多麼痛苦！”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六大的召開，離大革命失敗還不滿一年。在這短促的日子裡，中國革命走過了一段驚濤駭浪的路程。黨在城市和農村的陣地遭到嚴重的打擊，全國六萬名黨員銳減到不足兩萬人！
面對新反革命的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帶著傷痕從血泊中站立起來，投入新的戰鬥。在這摸索和苦鬥中，一種新的危險——左傾盲動主義，從右的血泊中抬起了頭。
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他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速度用一句話來概括，稱作：“無間斷的革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論斷的態度是盲從與思考。
黨，畢竟很年輕！那時的周恩來剛滿二十九歲。能夠邁開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堅持下來就是偉大的，即使跌幾個跟斗又算得了什麼呢？
十一月會議，把主要希望寄託在廣州暴動和兩湖暴動上。冷酷的現實又無情地擊碎了他們美好的期待。廣州起義只維持了三天就失敗了。人們不禁要問，主觀設想和實際結果為什麼完全不同？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裡？黨內鬥爭越來越激烈。一會兒說低潮，一會兒說高漲。
這種對革命形勢判定上的重大反覆，反映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形勢的變幻無常。這種迷茫遊疑狀態，曾使“多畏多慮”的周恩來常常沉入鬱悶難抒的痛楚內省。他深知權力這把雙刃劍，在用之不當時，既傷害革命也傷害自己。他甘願把重大決策的重擔，讓給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堅定性的人去承擔，而他在從屬中去彌補有可能造成的損傷。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上光榮；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