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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正好來自你的同志，來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誰沒有高舉紅寶書推波助瀾呢？也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兩次打長沙都告失敗一樣，這是一個歷史程序，誰能抗拒歷史的必然潮流？
那麼，這些左傾所產生的惡果，應該全部歸罪於第三國際的左傾？似乎又不全對，因為第三國際所作的左傾決斷，除了主觀原因外，有沒有各國支部提供的不切實際的情況，而由此作出錯誤判斷的客觀原因呢？還是歌德說得辯證些：“真理與謬誤是同一個來源，這是奇怪的但又是確實的。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粗暴地對待謬誤，因為在這樣的同時，我們也就在粗暴地對待真理……”
為了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周恩來與朱德於1934年10月5日派潘漢年、何長工去尋烏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進行停戰談判，達成了五項協議，可以互借道路，為紅軍順利透過第一道封鎖線做了準備！
在這樣一種可以讓路通行的條件下，去與二、六軍團會合是更為有利的考慮，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都比較順利地透過了。這是不是說明“三人團”決定的開進路線並沒有錯？直到湘江，才由於行動遲緩，受到了敵人的夾擊。那麼，如果早日丟棄輜重，提前兩日過江，是不是損失就會小得多呢？那麼，湘江一戰的慘重損失是在於行動遲緩，而不是戰略方向和行進路線的錯誤了？
按當時李德、博古的心理，進軍湘中是危險的，還是去跟二、六軍團會合，有先遣部隊接應，有根據地作為落腳點更可靠些。這不是可以理解的嗎？
如果當時各申理由，而後投票表決，人們贊成前者還是贊成後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當時，只能立足今天，剖析當時，不能脫離歷史條件而談歷史。
毛澤東的建議不被接受，他並不過分遺憾。他知道應該點到為止，他知道必須等待。“我早說過你的幹法不行，結果就是不行！”他認為歷史會站出來替他說話，這叫有言在先。
這些歷史性的問題，王稼祥負傷之後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過。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這些思考是他認識王明左傾路線的開端，也是他從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的基礎。西征途中與毛澤東住在一起，則是他與左傾路線決裂的契機。
1934年11月25日夜，是個普通的夜晚，微雨瀟瀟，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夜晚。這天黃昏，紅軍在道縣至江華之間，全部渡過瀟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