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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又進行了一天，照舊推磨。項英有些不耐煩了：
“我認為爭來爭去已經沒有意義，有的同志發言，專談枝節專談現象，不談根本不談實質，這是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的責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來一眼，“問題反而被搞複雜化了。歸根到底是路線問題，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決政治上解決，而且應該從組織上解決！”
思想解決意味著批鬥；組織解決意味著改變領導，對某些人要撤職查辦。見慣不驚，會場氣氛並沒有由此而更緊張。
“我認為擺擺前線的困難，也不是不可以……”
“困難永遠都有！”顧作霖立即惡聲打斷對方，“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畏懼困難，誇大困難，不去解決困難！”
“對！”凱豐像喊口號似地叫道，“我們共產黨人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問題是後方對前方的要求過高。”周恩來說。
“問題恰恰在這裡，”項英緊盯著周恩來，激烈地打斷他，“前線同志認為中央要求太高，國際要求太高，就等於說中央和國際的指示脫離實際。有這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怎麼還有決心去克服困難呢？精神先垮了嘛，”項英終於丟擲了最有刺傷力的殺手鐧，“懷疑國際指示的正確性，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從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看，我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可是，現在，前方同志總是完不成戰鬥任務。”顧作霖進一步補充，“主觀不努力，客觀找原因……”他本想來幾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殺傷力的投槍。
會場上，大概只有陳毅最清醒了。他側身事外，比較客觀。他深深感到權力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殺真理。既可以把主觀失誤說成客觀困難，也可把客觀困難說成主觀失誤。順我者升，逆我者降，這便是權力的法則。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詞，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志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衝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吶喊，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
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人可以乘機扶搖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