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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爾蘭人的妻子。我們發現她已經餓病了,穿著衣服躺在一張墊子上,勉強算蓋著一條毯子,因為所有的被褥都已進了當鋪。兩個可憐的孩子照料著她,但是看來孩子們自己正需要母親的照顧。已經19周被迫無事可幹,致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她在講述她的痛苦經歷的時候唉聲嘆氣,彷彿失去了對美好未來的一切希望……
我們走出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跑來要我們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幫他一點忙。一個年輕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一切。”
下面我們再從託利黨的報紙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機的餘痛的報道。不要忘記,這裡談到的倫敦東頭,不僅是本章所談到的鐵船製造業工人的中心,而且還是工資一向低於最低額的所謂“家庭勞動”的中心。
“昨天在這個大都會的一角出現了一幅可怕的情景。東頭的好幾千失業工人雖然沒有打著黑色喪旗成群結隊地遊行,但是這股人潮已經夠嚇人的了。讓我們想想這些人受著怎樣的苦難吧。他們快要餓死了。這是一個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共有4萬人…… 在我們面前,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大都會的一個區,一邊是曠古未有的最大量財富的積累,而緊挨著它的旁邊的是4萬個走投無路的行將餓死的人!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區;這些一直處於半飢餓狀態的人向我們大聲訴苦,向天哀號,向我們訴說他們的破爛不堪的住所,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沒有用。而地方上交納濟貧稅的人,由於教區的勒索,也瀕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邊緣了。”(1867年4月5日《旗幟報》)
英國的資本家中間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比利時是工人的樂園,因為據說“勞動的自由”,其實也就是“資本的自由”,在那裡既不受工聯專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廠法的侵犯。因此,我在這裡應談一談比利時工人的“幸福”。關於這種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沒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奧先生更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奧先生是比利時監獄和慈善機關的總監,也是比利時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現在讓我們來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1855年布魯塞爾版)。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利時的標準工人家庭,該書根據非常精確的材料算出了這個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後又把它的營養狀況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營養狀況作了比較。這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4個孩子”。這6個人中“有4個人可以全年就業而有所收益”;假定“他們中間沒有生病的和不能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