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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20％。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種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價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麼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
多麼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只是隨著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麼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極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極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極端程度已經增大。至於說到生活資料價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1860—1862年3年間的生活資料價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間上漲了20％。在隨後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又繼續上漲了。格萊斯頓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讚歌。他談到“處於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後，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自然我並不否認，貨幣工資隨著資本的這種增加〈最近幾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於許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貴〈他認為這是由於貴金屬貶值造成的〉，這種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喪失了……
富人迅速地變得更富了，而工人階級的生活卻沒有什麼可以覺察得出來的改善…… 工人幾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隸，他們都是小店主的債務人。”【工人越來越依賴於小店主，這是工人就業方面越來越多的變動和中斷的結果。】
在論述工作日和機器的那幾篇裡，我們揭示了不列顛工人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為有產階級創造了“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不過我們那時考察的，主要是執行社會職能時的工人。為了全面說明積累的規律，還必須考察工人在廠外的狀況，考察他們營養和居住的狀況。由於本書篇幅所限，我們在這裡主要考察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工人中報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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