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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认为赵秉钧或袁世0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15]马勇最初认为袁世凯“不择手段地加害于宋教仁，终于酿成民国史上的第一大血案”，但近年也一改前说，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宋教仁所要竞选的议会多数，目标只是内阁总理，与袁世凯的大总统地位毫无关联”，“将宋案的责任推给袁世凯是非常表面的看法，根本不知道宋教仁与袁世凯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袁世凯是多么欣赏宋教仁的才华”，“按照当年法院的判决，宋教仁之死追查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大体上是可信的”。[16]张华腾同样进行了自我否定，认为从常理言，“刺杀宋教仁破坏了袁世凯自己在民初极力树立的‘合法性’形象，不符合政治家袁世凯的切身利益”；从当时局势看，“袁世凯并不惧怕宋教仁成立内阁，更不会不计较得失地使用暗杀手段”；从法理上看，“尚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的主使”。他更倾向于认为“宋教仁为陈其美主谋所杀”。[17]
前述业余探究者对宋案真相也有分析。其中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倾向于怀疑袁、赵并非刺宋主谋，刺宋很可能是应夔丞与洪述祖迎合袁世凯铲除政敌之举。[18]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及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认为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均有嫌疑，而陈其美嫌疑似乎更大。[19]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则断定幕后主使就是陈其美。[20]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宋教仁被刺之初，便有人传言陈其美是幕后主使；20世纪20年代，袁克文在其所著《辛丙秘苑》中，也持这种观点；而日本人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更发挥其奇特想象力，声称陈其美是刺宋主谋，而袁世凯和孙中山是“从犯”。[21]袁克文和北一辉之书均非学术著作，但其观点对后来一些刻意抹黑国民党的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应当承认，将寻找刺宋主谋作为宋案研究的主要方向，并没有问题。但须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从应宅搜获的函电文件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极为明确而重要的信息，即“宋案”≠“刺宋案”。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其中至少应当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情节或环节。另外，在宋案证据中仅仅提到过一次的未遂“除邓”案，对破解宋案谜团亦极为关键。这些情节，环环相扣，次第演进，而又交错进行，“刺宋”是宋案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情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