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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为“公事”行为，掩盖其图谋私利的动机。但无论如何，洪述祖借机谋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与应夔丞，询问：“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写一信与应夔丞，此信没有通过邮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专门派一名叫“刘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写道：
吾弟来信如系公言，可由书记缮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足下何日北上（能来与否，速商办法），乞示。[181]
由此信来看，洪述祖显然欲借办公事之机以逞私谋，故特别与应夔丞约定，以是否“亲笔”来区分“公言”“私信”，有防备泄密之意。事实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经采取了将“公事信”与“私函”区分的做法，“公事信”谈应夔丞特赦及加委职任之事，“私函”则谈索款之事。这说明洪述祖确有借办公事之机获取金钱利益的目的。同时，“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一句还告诉我们，此后洪、应之间往来信函，凡属二人“亲笔”者，均属“私信”，非第三人所知，这一点对于判断袁世凯、赵秉钧与后来宋案各环节是否有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由“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凯报告，而不是向其顶头上司赵秉钧报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袁、洪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赵秉钧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不过是边缘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
11月4日，洪述祖又电告应夔丞：“总统（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万。”[182]这是洪述祖在6天当中第四次催促应夔丞北上。此后20多日当中，洪、应之间仍有函电往来，但今已不可得见，仅在11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有“续又接到金陵所发来函并报告各件，当即先后亲呈总统”等语，揣其意应是关于共进会或南方治安方面之公事。其间，洪述祖一直在筹划应夔丞来京与向中央索款之事。就在11月29日函中，洪述祖告知应夔丞，“连日俄蒙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之款准发”，并催促应夔丞赶快到京，说：“总统极盼吾弟速来……惟接此信后，望由津浦路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南，亦无不可，务祈注意为盼。”[183]可见，经过洪述祖活动，袁世凯已同意应夔丞来京见面，国务院亦同意给其发款3万，这笔款子当然是总统经洪述祖活动而允诺，然后提请国务院讨论通过。
然而，洪述祖在发出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