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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赵所信任，不使与闻此后之交往，亦于言外见之矣”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神州日报》亦有相同看法，谓：“证据中赵总理之与应书亲署姓者，只有致其电码一本，谓如发电则径寄国务院赵云，盖赵固知洪之招摇，故不欲其转手。”[116]当然，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洪既新进，且嫌位卑，仅领干修，不常视事”，[117]赵秉钧若让洪经手“应密”来电，难免会担心误事。但国民党人却不这样认为，戴季陶把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看作赵秉钧“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的“第一证据”。他分析道：
一月十四日致应犯信并送密码一册，此为密谋开始之第一证据。赵与应以“应密电本”，苟为国务院之公事，当然以公文附送，而乃以亲笔密函送之，是赵送“应密电”与应，并非公事，实别有密谋，可不必论而自明。且赵氏身为总理，必有亲信之人为之译电，“应密电本”又系赵亲笔私函送交，则一切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电，无论直接间接，赵皆为造意，而一月十四日之函，实以其根据焉。[118]
戴季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并无说服力。其一，倘若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如戴所言不是为了国务院公事，何以函云“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而不云直寄赵之私宅或别处？可见并非为了不可告人之事。还是《时事新报》所言更有道理：“如发电则径寄国务院赵云云，则知赵亦防洪之招摇，故不欲其转手；曰寄国务院赵而不欲其寄私宅，可见赵之与应，似并无秘谋，其所以与密电本者，仍为共进会与欢迎团等事耳。”[119]“则知赵亦防洪之招摇”云云，与《神州日报》所言意思相同。其二，赵秉钧、应夔丞之间既无密谋，何以赵送应密码电本，不以公文附送，而以亲笔密函送之？则其中必有隐情。盖赵之所以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系因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负有解散共进会之责，而解散共进会主要为袁、洪、应所密谋，赵不过为边缘之人，因此他并不适合声张，也不愿声张，乃至于还要防其秘书洪述祖借此招摇。何况既系密码电本，当然需要秘密送达，而不适于公文附送。其三，赵送应夔丞密码电本时间为1913年1月14日，当时并无所谓“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戴季陶将后来应、洪利用“应密电本”所谋划之“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不问青红皂白，不察具体情形，皆归咎于赵，认为“无论直接间接，赵皆为造意”，未免过于武断。除非可以证明赵秉钧的确是后来应、洪所为各事（包括杀宋）主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