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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了！文宗亦確為孝靜所撫養，不悖事實，這個字實在改得好！由此可見，議諡的學問大得很，你們好好推敲吧！”
交代完了，與孫家鼐相偕離座，接著，世續、鹿傳霖與陸潤庠等人，亦一個接一個地走了。議諡是內閣的公事，但禮部尚書總司其成，所以溥良接替張之洞主持其事，聚訟紛紜，只擬定了兩個字“興聖”。實際還只是一個“興”字，“天”字上面那個字，尚無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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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上尊諡為時尚早，盡不妨從容商議。而有兩件事，卻必得早早定奪，一是登極之期，二是攝政王的禮節。
登極要選吉期，欽天監具奏：“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舉行登極頒詔巨典，上上大吉。”由禮部照例預備，並無困難，難的是攝政王的禮節。
清朝有過攝政王。但那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時隔兩百餘年，猶有諱言之勢。因為順治初年關於攝政王多爾袞跋扈不臣的傳說甚多，甚至還牽涉到孝莊太后。“太后下嫁”雖已證明並無其事。但盛年的孝莊太后，“春花秋月，悄然不怡”卻未盡子虛，多爾袞常到“皇宮內院”，更見之於煌煌上諭，說起來總是醜聞，不提為妙。
就因為有多爾袞前車之鑑，所以議攝政王的禮節，有兩個難題，一個是載灃的身分，究竟是無形中的太上皇，還是皇帝的化身？
在順治初年，皇帝稱攝政王為“皇父”，上諭之外，另有“攝政王諭”，都是無形中太上皇的身分。而且多爾袞與世祖是叔侄，載灃與“今上”卻是嫡親的父子，倘或制禮不周，載灃比多爾袞更容易成為太上皇。
因此，大學堂監督劉廷琛一馬當先，第一個上條陳，開宗明義就說，監國攝政王的禮節“首重表明代皇上主持國政，自足以別嫌疑、定猶豫”。後面又解釋“代朕主持國政”一語，“是監國攝政王所辦之事，即皇上之事，所發之言，即皇上之言。應請自綸音外，監國攝政王別無命令逮下，內外臣工自章奏外，不得另有啟請。”
這個說法，變成攝政王就是皇帝，二合為一，看起來權柄極大，但比皇帝是皇帝、攝政王是攝政王，一分為二的流弊要少得多。因為皇帝上有太后，下有軍機大臣，並不能任性妄為，臣下亦不得別開亂政之路。所以劉廷琛的這個看法，很快地為大家所接受了。
可是，另一看法，卻頗有疑問。他說：“順治初攝政王以信符奏請不便，收藏邸第，其時辦事，蓋多在府中。今按：國事朝旨，豈可於私邸行之？惟一日萬幾，監國攝政王代皇上裁定，若每日入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