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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異。袁世凱從瞿鴻璣還在當翰林，做考官時，便已跟日本人打過不可開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壽太郎這一次在樸次茅斯搞得灰頭土臉，失之東隅，定要收之桑榆。在這次會議中，自要想種種辦法，佔盡便宜，回國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為營，必得先體味出話中真意，才談得到如何應付。
瞿鴻璣則是熟于軍機辦事的規制，知道用“換文”一法，必須奏請上裁，已成之議，或許就能推翻。即使本意無改，辭句之間無謂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煩甚多，避免為宜。
這樣想著，不由得便點點頭答說：“簽字於會議錄，彼此省事，就照這個辦法好了。”
這一下，袁世凱自然有話也不能說了。但不管他的意見對不對，約定違反了，所以當晚便向奕劻以發牢騷為“抗議”。
“瞿玖公這樣子勇於任事，我就變成多餘的了。而且，他說話也欠考慮，萬一將來有喪權辱國的承諾，我既不能贊成，又不能反對，與其到頭來陪他一起受處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請王爺面奏上頭，準我回任！”
“這一層你別煩！我自有處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說：
“我有兩個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麼意見？”
他取出來兩個上諭稿子，第一個與立憲有關，寫的是：“……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著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法之與中國體制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著該王大臣妥議具奏。”
第二個亦與立憲有關，等於說明了立憲的目的，在安撫百姓。上諭中說：“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久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強，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為革命排滿之說，煽惑遠近，淆亂是非。察其心跡，實為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剴切宣示，嚴行查禁，恐侜張日久，愚民無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說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著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倘再有怙惡不悛，造言惑眾者，即重懸賞格，隨時嚴密訪拿，詳細訊究，除無知被誘，不預逆謀，準其量予末減，及改過自首，並能指拿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從各犯，應按謀逆定例，盡法懲治。如有拿獲首要出力之員弁，準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倘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該將軍督撫據實嚴參，以期杜絕亂萌而維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