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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跟崇厚見面，問起經過，崇厚自己也知道錯了。
“知趣點兒吧！”恭王直搖頭，“不要等人說了話再辦，更難迴護。”
事出無奈，只好搶著先發了一道上諭，卻還不願指他交涉辦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著先行交部議處，並著開缺聽候部議。”至於“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所奏各折件，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
頭一天發了上諭，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進京，在宮門請了聖安，隨即回家，閉門思過。再下一天，俄國駐華代辦凱陽德，氣沖沖地趕到總理衙門，說依照萬國公法，沒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這樣子做，是對俄國的侮辱。
這一次是“董太師”接見。聽得凱陽德的抗議，大為詫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又不是辦你俄國公使的罪，何勞質問？不過他當了多年總理衙門的“管家婆”，應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臉、不作爭辯的訣竅，所以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據說國際交涉上是有這麼一種成例。幸好，還有託詞。
“貴公使誤會了。”他透過通譯向凱陽德解釋，“本國辦崇厚的罪，是因為他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國。這是我們內部整飭官常，與貴國的交涉無關。”
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董恂靈機一動，認為止好藉此鉗制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裡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但十八款條約已見於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先分析條約中最荒謬的數事，痛斥崇厚“至謬至愚”，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為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於爭著收回，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為憑。這就是“理長”。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謀定”。雖是紙上談兵，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