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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緊張中度過，粉絲數還在不斷攀升。之後的三天，我沒更新任何一條微博。我沒法冬眠，我還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裝死，或者裝死狗。我知道，這種時候，我該做的唯一一件事兒就是閉嘴。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學生畢業。一切似乎沒我想的那麼壞。其間打擾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評論和連綿不斷的私信。兩個月後，我收到一條私信，大意是問我願意給他們寫專欄麼？我沒回復。第二條私信很快發來，還是這個人，他問我，你願意來北京做雜誌編輯嗎？我看到他的微博認證是某雜誌主編。
因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時間想事兒，一週之後，我做了最後的決定。一個下午，我帶著辭職報告跟校長談了一次，從學校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徹底告別了自己的教師生涯。回家後，我才把這個訊息告訴父母。他們先是驚訝，因為在此之前我沒跟他們透露一點兒相關訊息，他們的訝異很快就變為憤怒，他們認為一份高中教師的工作對一個生活在哈爾濱的二十三歲姑娘而言，其實足夠。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為一個在網上結識的人一句話，辭職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沒有一點編輯經驗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點兒什麼。確定我已經辭職之後，他們開始沉默，整個家陷入一種可怕的死靜。十天後我啟程，母親默默為我收拾了行囊。後來，我媽才告訴我，我做警察的父親在得知我辭職訊息的當天就去了一趟北京，專門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徹徹底底地打聽了一通，確定靠譜之後，才默許我離開家。
來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個朋友的朋友家，只因為她就住在我公司對面，再遠點兒我可能不認識路。我要做的版面是“兩性與健康”，這對於一個之前性生活物件只有大學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實在滑稽。不過一切容不得我選擇，這對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務。
幾個月後，我已經見過所有之前認識的在北京工作的網友。我依然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工作還沒轉正期間，我那點微薄的工資幾乎都用來晚上和朋友吃飯來回打車，當老師時攢下的工資基本上花了個精光。總是在別人家叨擾不是長久之計，於是我用身上的最後一筆錢租了間房，房主是對北京的老夫妻，兩個人住在破舊不堪的樓裡，只住兩室中的一間，另一間租給我。壞訊息是窗戶搖搖欲墜，好訊息是距離公司近且價格便宜。
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喝酒，沒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每天穿著大眼兒的絲襪，蹬著高跟鞋，兩根手指夾著支菸，給自己塗個大紅色的嘴巴走在這個城市。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