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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開弓，兩面三刀。左右和兩面，就是賞與罰。只有賞與罰，才能對付利與害。什麼禮治，什麼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韓非的主張非常明確：賞，就要慷慨大方，說話算數，讓人有利可圖，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他們魂飛魄散，這就叫“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執法要統一，立法要持久，法令更是要公開，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6]
高官厚祿，嚴刑峻法，說一不二並且令行禁止，這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則是他的基本觀念。
這樣的所謂“法治”，難道是我們要的？
法家頗受詬病，也不奇怪。
實際上法家的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立法的問題也不在具體條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麼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鞏固君主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不惜文化專制和思想專制。韓非說——
<blockquote>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27]
</blockquote>
這實在說得很露骨。實際上，無書簡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獻典籍；無先王之語，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遺產。這不就是焚書坑儒的輿論準備嗎？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成長的國民，大約也只能是“以斬首為勇”的殺人機器。他們在韓非那裡，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王資”——君王稱霸的資本。
王資們遵守的，當然也只能是王法。
現在我們陷入了兩難。是啊，韓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嘗不是君主之德？他之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說給齊景公聽的嗎？[28]
一個王法，一個王道，半斤八兩吧？
看來，必須跳出儒法之爭。
實際上，斬斷爭論並不難。治國，到底應該以德還是以法？當然是以法。德，並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謂“以德治國”，其實是“以禮治國”，或“倫理治國”。德治與法治之爭，則其實是禮治與刑治之辯。
那就用不著再討論了。
以禮治國，早已是明日黃花，並不可能“似曾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