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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躲在西安郊县写《废都》，写得很苦，很寂寞。白烨来了，有客自远方来，我们都不亦乐乎。白烨那次来陕是编印一套丛书的，数日里寻找，寻不着，终打听清人在郊县，不顾一切就跑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我说：“不，是上帝让你来取书稿的。”他叫道：“写完了？！”高兴地要把我抱起来。这一夜，我没有让他走，我们吃搅团，吃酸菜，谈创作，谈编辑，几乎没眨眼。翌日清早，我们用硬纸夹夹了近一尺高的手稿，拿绳子反复扎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再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背走了。这部十多斤重的，耗费了我半年心血的手稿，白烨一直背到了北京，亲手交给了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白烨曾经他手为我托带过好几部手稿，这一次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传奇。
我作为作家，白烨给了我相当多的智慧上的启示和生活上的照顾，作为主编《美文》杂志，白烨从我们要刊号到编辑每一期刊物，都付出了他的精力和时间。人常说，朝里要有人。北京是我们心中的朝里，白烨是朝里的要人。《美文》杂志社里，凡有事去京，没有不去首先找白烨的，找到白烨，也没有不顺利拿到一些名家稿件的，编辑部常常在没好稿编时，就说：找白烨，给白烨打电话。白烨没吃《美文》的饭，《美文》把白烨箍住了。
一个人太好了，往往倒不显出他的好处来，这如同我们对于空气，太习惯了—呼一吸，便疏忽了我们是在不停地一呼一吸。白烨从事的是文学批评、文学编辑、文学朋友的角色，又偏偏不是那一种投机者、以稿易稿者、酒肉者，这是最易于让人疏忽的身份。也正于此，他活得正，活得不累，活得是一个评论家、编辑家、文友的本真。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