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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結社的實際階級組織——尤其是像洛西克魯斯派（Rocicrucians）那樣具有嚴格規律的結社。高居結社之首的是長老裁判所，其首長代表該社精神原則的化身。該社位於一座神秘的建築物——往往是一座城堡——之中，包括一個闊大的檔案處和各種密室。在新會友被接受之前，他必須甘受考驗，並宣誓效忠。他領到一張見習證和適當的徽章，獲准參加盟會的慶祝儀式，而且必須常常從事秘密的旅行，來替該會服務。這種旅行往往是象徵性地根據克利斯丁·洛森克蘭茲（Christian Rosenkranz）——他是洛西克魯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東方旅行，並帶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學問，構成了該會規例的基礎的傳說。這名見習生或主角在他的遊歷途中，有一個慣有的人物——密使或精靈——來陪伴或引導他，而這個人物是代表該會的人性化身，與代表精神原則的會長成為對比。在傳統上，這位密使具有種種固定特徵，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的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他那沒有時間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國出身以及易變性。這些都是流行的“盟會小說”的標準裝備，在這種小說裡，它們以純粹的形式出現。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變動——當時具有較高文學品質的長篇小說，其小說結構所具有的類似之處，譬如《威廉·麥斯特》就吸收了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沒有加以任何廣泛的昇華。雖然盟會小說以及那些結社本身，代表了對於純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為豪，但是18世紀的作家對他們的反抗卻無法絕對一貫：正如歌德一般，到後來，他們幾乎總是給種種神秘提供一個理性主義的解答。這種理性主義的解答是典型的“盟會小說”的另一個標準特徵。
這種理性主義的基礎為浪漫派小說所揚棄。浪漫派的小說接受了“盟會小說”的外在形式，但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變。結社本身不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而是某一種高超理想的象徵——如同在《亨利·馮·奧夫特丁根》一般——而該理想的塵世表現，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單獨人物上，例如諾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雙重人物”。配合這種內在化或昇華，合理的詮釋就被拋棄了，而該小說於神秘的氣氛中結束，一如它開始的時候一般。不過，在結構上，連浪漫派的小說也保留許多傳統的“盟會小說”的特色，雖然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變。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這個時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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