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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出一個最底層的“賤民”（泥盆媒體也會將校園霸凌形容為“校園種姓制”）。
被貼上“賤民”標籤的人，往往不會被直接攻擊，而是會進入漫長的、持續的、密不透風的壓抑環境中，被動地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處境。
做錯一點兒小事後被群體嘲笑、推攘，在集體的鬨笑聲中被要求去做過分的事，脫掉衣服學狗叫、被人在身上用馬克筆寫上泥盆儒雅隨和用語；在開玩笑的起鬨聲中被人劃破課本、塗抹書桌，被肆意捉弄，甚至在“關係親密”的“好閨蜜”歡聲笑語中半推半就地去做援助交際……
一切都發生在看似既熱鬧又放鬆，既和諧又平靜，既友善又親密的環境中，沒有尖銳的言語對立，也沒有激烈的肢體接觸。
被霸凌的人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想不起來要反抗，不知道要怎麼反抗，甚至會懷疑自己有沒有資格、有沒有立場去反抗。
畢竟……別人只是鬨笑了幾聲，別人只是開了個玩笑；也許我自己也做得不對，也許我確實就應該被這麼對待——在集體有志一同的“同化”下，漸漸地，會連受害者也認為自身的處境是理所應當，自己確實就是隻能被大家嘲笑、解壓的“賤民”。
這種讓受害者都認同的群體性精神虐待，便是現在高倉太太試圖對燕紅做的事。
如果燕紅不願意或是不敢與這麼多成年人辯駁、動手打掃了垃圾，就等於是燕紅接受了這種層次的施壓；那麼下一次，高倉太太就可以層層加碼，一步步擊穿燕紅的忍耐底線。
但……燕紅並不是真正的藤井優子。
她不是不久前才因飽受校園霸凌而休學的女高中生，而是在奶奶的咒罵聲中、在不爭搶食物就會餓肚皮的貧農之家、在不拼命幹活就沒飯吃的貧困鄉村中長大的，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旺盛堅強的古代少女。
她沒有資格像現代少女那樣敏感脆弱，也還沒來得及學會古代社會底層成年人的忍聲吞氣；她這個年紀的少年人正是最認死理、最較真對錯的時候，並不會那麼輕易低頭。
高倉太太正欲出聲，燕紅便指著那堆垃圾，理直氣壯地道：“我都是一個人在家，我家裡怎麼可能有這麼多廚餘垃圾呢，怎麼說都不合理吧？”
說著她便蹲下來，毫不在意地扒拉那堆垃圾，把廚餘挑挑揀揀地拿起來展示：“就算要說是我多日存下來的廚餘垃圾，可這些垃圾看上去還很新鮮呀，看，這些蘿蔔皮還很嫩，都沒有乾癟也沒有變色發臭，這片姜塊還有水份，這幾片老菜葉沒有發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