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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雪
一年以前我曾同張小波討論過什麼是“我們的文學”的問題，當時他提出，將我們的作品稱之為“描寫本質的文學”比較貼切。現在時間又過去了一年，在反覆接觸這個問題當中，我越來越覺得應該將我們這種特殊的文學稱之為“新實驗”。做實驗的特徵的確貫穿在我和我的文學同人的作品當中，但我們的實驗同西方新小說那種以文字為主的語言實驗又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是在自身的內部從事一種曖昧的交媾活動，而外在的形式上，反而保留了對經典文學語言的尊重。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我們的顛覆更為致命，因為這種文學是直接從人性最深處透過力的螺旋形的爆發而生長起來的，她的合理性不言自明，她的生命力不可估量。
大約15——20年前，我們這幾個散居在各地的人不約而同地孤軍奮戰，開始了這樣一種向內挖掘的、暗無天日的寫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寫，只是隱隱約約地感到，只有這樣寫是最過癮的，最高階的，最痛快的。實際上，我們不知不覺地在進行最初的對自身的剖析。對於一個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的人來說，所有的“外界”都是他自身的鏡象，只不過他自己在早期並不清楚這一點（許多偉大作家一輩子也不知道，這並不妨礙他或她搞創作）。那麼，為什麼會進行這樣一種實驗？為什麼又會不約而同呢？我想，作為一種古老悠久的、從未產生過自我意識、也永遠產生不出來的文化遺產的繼承者，這大概是一種總的憤怒爆發的前兆吧。我們自身的精神被壓抑得太久了，本能的報復衝動使我們得以進入一個民族巨大的潛意識寶藏，並使這個寶藏第一次屬於了我們自己。
當然，我們早期這種下意識的特殊寫作並不是得自某種神靈的啟示，也不是鍊金術。我們的寫作是有師承的——這是努力學習西方經典文學結出的奇異果實，甚至是中國新文學的一次突圍，一次對西方的成功超越（西方的聖經的某些部分，但丁、卡夫卡等等是我們的榜樣）。從事這種寫作的人都是極為特殊的個體，是如同張小波在《法院》這部小說中所說的那種在二十米開外便能看出人身上的隱疾的人。曾經一度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造就了我們這樣的具有特異功能的個體，而在世紀之交的文化大碰撞中，我們潛在的特異功能被一種完全異質的思維方式所激發出來了。一旦找到先進的工具，由於我們已有的不同於西方人的特殊底蘊，我們幾千年的那種積累便成為了我們的優勢，於是我們那有些神秘的、說不清的創造就變得如此的得心應手。我們的創造活動是“化腐朽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