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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普拉東諾維奇奧加遼夫心情並不是很美麗，實際上自進入1847年以來他的心情就未曾舒暢過一天。
年初，好基友赫爾岑被迫流亡國外，讓他遭受了巨大的打擊。要知道他十三歲就跟赫爾岑混在一起形影不離，一起在麻雀山上宣誓，前後一起考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一起崇拜十二月黨，一起組織赫爾岑——奧加遼夫空想Socialist小組，一起被逮捕，一起被流放。
誰能想到有一天赫爾岑和他不得不天各一方，這讓奧加遼夫覺得生命中少了一半，整個人都變得不完整了。
不光是赫爾岑的出走讓奧加遼夫感到失落，更讓他感到苦悶的是尼古拉一世嚴苛的審查制度。為了防止新思想在俄國傳播，為了保證君主專制的絕對性，這位恐怖的沙皇竟然成立了足足十二個審查委員會，就像鐵鉗一樣鎖著俄國知識分子。
在這種極度窒息的環境下，奧加遼夫發表不了任何意見，出版不了任何作品，甚至身邊還經常能看到第三部的探子在秘密活動。有時候他都想立刻逃離這個窒息的國度，跟好基友赫爾岑一起去國外發展。
但是赫爾岑卻不同意，這位好基友告訴他：“親愛的尼古拉，我是不得不離開最親愛的祖國，否則尼古拉一世會像除掉偉大的普希金一樣除掉我，我不得不保全生命流亡國外。”
“但是我們的偉大事業不能終止，我需要眼睛和耳朵觀察國內發生的一切。所以請您，我最忠實的朋友做我的耳目吧！我知道這萬分痛苦和危險，但我現在唯一能信任和依靠的只有您了……”
奧加遼夫接下了這個艱鉅的使命，用他同赫爾岑約定好的密信的方式將聖彼得堡、將俄國的重大事件一一告之。不過在奧加遼夫看來1847年無疑是讓人失望的一年，俄國國內四平八穩，尼古拉一世像大蜘蛛一樣結了一張嚴密的羅網監控著一切，新青年和革命者只能躲在暗中秘密集會秘密交換意見。
比如他剛剛參加完聖彼得堡大學的一個進步沙龍，同幾個好朋友暢談激辯了一番，宣洩掉了一部分積壓的鬱悶。
“先生，您有訪客。”
剛剛進門，奧加遼夫就接到管家的通知，他不甚在意地問道：“是哪位先生？”
管家有些為難地回答道：“抱歉，這位先生不願意吐露姓名，但是他已經等了您幾個小時，表示沒見到您之前絕不離開！”
奧加遼夫沉吟了片刻，對這種藏頭藏尾的陌生訪客他並不奇怪，在這個完全沒有自由的國度，新思想被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