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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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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里間的金融流透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剝削。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民眾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〇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陝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眾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
”）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六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訊號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