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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東霓，”我嘆了口氣，“跟你說，我也有同學出去留學或者陪讀。辛苦得很，尤其是美國的那些小城市，一到節假日，大街上靜得像墳場。你不是耐得住那種寂寞的人。他沒有多少獎學金，粗活累活都是你的——我不是指洗衣服做飯，還包括搬個梯子刷公寓的天花板。去超市買十幾公斤的東西回家，要麼開車，要麼像駱駝一樣自己搬回來，你以為你還能像在家裡那樣揮手打輛的？做夢。”
“你是說我吃不了苦？”她深深地凝視著我。
“我是說沒有必要。”
“別小看我，鄭西決。”她把頭髮全部握在掌心裡，有點惡狠狠地扔到腦後去，“我又不是沒出過遠門。在新加坡唱歌的那幾年，我有時候一晚上跑三個場子，白天還有別的工要打，和四個女孩子租一個房間，什麼臉色都看過。你真的以為你姐姐回來開店的本錢是靠什麼有錢的男人？我倒想，可是到哪去找那麼傻的有錢人？你說對不對？”
我突然發現我根本沒有和她對話的資格。鄭南音是對的，我只不過才做了一年的老師而已，我就以為自己天生適合規勸別人。我憑什麼來說三道四呢？我甚至像所有無關痛癢的閒人一樣，暗暗揣測過她的錢來自某個，或者某些男人。
鄭東霓是在18歲那年去新加坡的。她才大一，連第一個學期都沒有讀完。她在大學所在的南方城市裡認識了她的第一個男人，一個新加坡的酒吧經理，於是就下了南洋——多古老的說法。四年以後她回來了，在北京安頓了下來，當她的大學同學苦苦地從一個招聘會奔赴另一個招聘會的時候，她成了服裝店的老闆娘。
沒錯，我們的姐姐跟著她才認識幾天的男人去做天涯歌女的時候，跟鄭南音一樣大。我奶奶早就精煉地總結過了，人是有命的。
“鄭西決，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你，”她託著腮，無限神往。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說話，她只不過是在回憶而已，“在新加坡的時候，有一回，有個客人一出手就給了1000美金的小費。要我給他們一桌人唱一個晚上。1000美金當然多，在新加坡也沒有幾個人能在一晚上賺到這麼多。可是，當1000美金是塞在你的胸罩裡面的時候，你才能真的明白，不全是錢的問題，這世上，真的有等級這回事。”
她早就給我講過的，但是她忘記了。
“你想一雪前恥，所以想嫁給——學富五車的‘熱帶植物’？”
“當然不是。”她大笑著過來揉我的頭髮，“我想賺錢呀。我現在的店生意再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