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誰家飛燕隨春歸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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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導致，這些地方官方一上任，就已經觸及了仕途的天花板，於是乾脆將他們所有的權力和精力用在斂財上。而另一方面，那些進士，一外放就是知府、太守，根本沒有多少治理地方的經驗就要管理一郡甚至是一州，很多時候，也就輕而易舉的被底下人架空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便是“三鼎甲”，作為讀書人中學問最高的尖子，幾乎沒有經歷過任何地方上的磨礪，直接就是入翰林，上朝堂，混個幾年，輕而易舉的就成為了對整個天下做出決策的那一批人。因為沒有真正的治國經驗，卻又絕不能承認自己的無知，於是“正刑與德，以事上天”是他們最常說的話，“半部論語治天下”是他們深信不疑的事，“天人感應說”與其說是最有效的治國理論，不如說是最簡單的推脫手段，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幾百年下來，朝堂上的那些人，甚至已真正的對這些東西深信不疑。
這整個儒家天下，都已經形成了一種病態，當這種病態變成了慣性，誰也沒有勇氣、沒有能力將它改變時，或許，真的需要所謂的聖火，又或是革命的火焰將它洗涮一遍，才能夠得到新生。
就因為多了他這麼一個狀元郎，此時，整個寧氏一族，已經超越了高鎖縣的其它三家，成為了整個縣城最大的家族，甚至到了他寧家的僕人犯了事，官府都不敢拿問的地步。對於這種情況，寧江也無心去管，即便是他想管也管不了，徒然的浪費時間。
在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依附到他名下的土地越來越多，許多是連著土地上耕種的貧民一同“轉”過來了，這些連著土地一同買賣的貧民，實際上就是“佃奴”，大周王朝的法律上，是禁止佃奴的存在的，但事實上，佃奴早就已經遍佈天下，他們名為民，實為奴，即便是寧江沒有任何的官階在身，打死自家的佃奴，最多也不過就是罰一點微不足道的銀兩。
當然，這並不只是這個世界才擁有的現象，在另一個世界的南宋時期，即便是理論上比佃奴、佃僕多少高上一階，與地主只有田地租用關係而沒有人身依附關係的佃民，尚且“人命寖輕，富人敢於專殺”，甚至從律法上規定佃民無權控訴地主。
作為儒家理學之代表性人物的朱熹更是主張，凡有獄訟，首先應當“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以下犯上，以卑凌尊，雖直不佑”，此後，凡是涉及佃民和地主的案件，無不強調“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曉然”、“主僕之分”等等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依據。
然而即便如此，也仍然有許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