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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小時直播過程中，除去報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們沒有出現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術性的差錯，這為後來一系列大型直播報道的出臺做了最好的信心準備。其次，香港迴歸報道的直播動用了中央電視臺大量從業人員，我們難得有機會在“奧運賽場”上透過實踐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還需要補充什麼，這又為之後的一系列直播報道鍛鍊了隊伍。
當香港迴歸報道全部結束之後，我們很多做報道的同事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種壓力減弱之後的興奮，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沒有誰能比我們自己更知道那些遺憾被我們深深地在心裡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時，很多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念頭：下一次，我們將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驚訝地面對著太多來自各級領導的表揚聲，但我想這都屬於一種對未來的鼓勵和善良的寬容。在這樣的讚揚背景下，剛到北京我們就開了內部總結會，激烈的批評聲在我們內部佔了上風，甚至強到讓很多人覺得是不是自毀長城了。然而這種來自自身的強大批評是重要的，否則在別人因寬容而產生的讚揚之下，我們慢慢聽信了這些讚揚，認為自己的報道還真的不錯，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實還有很多，但過去的畢竟都已過去，一種起步的興奮和無法挽回的遺憾經常會在那一段日子過後，重重地襲擊一下內心。我知道，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將面臨這種興奮與遺憾，但無論帶著怎樣的情緒，那段日子都無法淡忘。記憶中，畫面已定格。
初入香港
香港迴歸的日子是1997年7月1日，但我們進入狀況那就早得多了。每一個做新聞的人其實都在早早盼著1997年的到來，“我的1997”滿大街地唱著，而每個人面對1997都有著各自的心事，幹新聞的自然會想，那一年大事發生的時候，我在哪兒？
我當然也這麼想。最初的選擇只有一個：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進他們遙相呼應。可計劃沒有變化快，1997年元旦剛過不久，策劃組的何紹偉一天晚上給我打了個電話：小白，部隊入港需要一個現場報道的主持人，我們都覺得你行，怎麼樣，試一試？
這個選擇來得有點兒突然，我一時難以定奪，但電話中，何紹偉的誘惑便接著而來：我們這次部隊入港，採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機，下面有轉播車跟著部隊的車行進，你做報道，多有挑戰性啊！更何況部隊7月1日早晨就進港了，還不影響你參與其他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