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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我的老家。”
她父母和哥哥、姐姐遇害的地方。
“我們要去見內格爾先生，他跟現在住在那裡的家庭談過了，他們同意讓我去看看。”
“這是他的主意嗎？”丹斯準備打消女孩的這個念頭，而且知道內格爾一定會讓步的。
“不，這是我的主意，”特雷莎說，“我只是，你知道的，只想去看看。他正打算來納巴找我談談。為了那本書，《睡偶》。這就是書名。有人肯為你寫書，這種感覺是不是很奇特啊？”
瑪麗·波林什麼也沒說，但她的身體語言——微微抬起肩膀，又動了動下巴——立刻告訴丹斯，她不想去看那幢房子，而且曾經和特雷莎爭論過這個問題。
通常，在重大的人生經歷之後——例如“佩爾家族”成員的重聚，或者特雷莎此行來幫助抓獲殺害她全家的兇手的經歷——往往能看出當事人根本性的變化。但這也不是經常發生的；丹斯認為，目前的情形就沒有任何變化。她發現，毫無疑問，自己面前站著的兩個人依然一成不變：一個呵護備至的中年女性，個性生硬，但卻替別人承擔起父母的重任；一個典型的隨心所欲的花季少女，衝動之下做出了勇敢的舉動。她們曾就如何度過今晚發生過爭執，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女孩獲勝了，但當然也作出了一定的讓步。
然而，出現分歧並解決分歧的過程或許預示著成長的步伐。丹斯心想，這就是人們發生改變的方式：循序漸進。
她和特雷莎擁抱了一下，跟她姨媽握握手，祝她們一路平安。
5分鐘後，丹斯回到加州調查局分局的總部。
瑪麗埃倫·克雷斯巴赫給她送來一杯咖啡和一塊燕麥餅乾。她走向自己的辦公室，踢掉已經被海水泡壞了的阿爾多皮鞋，從壁櫥裡拿出另一雙鞋：“瓊·大衛”牌涼鞋。然後伸了個懶腰，坐下來，抿了一口濃咖啡，在桌子上尋找吃剩下的一包MM巧克力豆。
那是她幾天前放在這兒的。她很快就把它們吃光了，又伸了個懶腰，然後看著孩子們的照片。
還有她丈夫的照片。
她多想今晚能躺在他身邊，跟他談佩爾的案件。
哦，比爾……她的電話響了。
她瞥了一眼顯示屏，心裡咯噔一下。
“你好。”她對邁克爾·奧尼爾說。
“你好。剛得到訊息。你還好嗎？聽說發生了槍戰。”
“佩爾的子彈從我身邊擦過。就是這麼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