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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我的老家。”
她父母和哥哥、姐姐遇害的地方。
“我們要去見內格爾先生,他跟現在住在那裡的家庭談過了,他們同意讓我去看看。”
“這是他的主意嗎?”丹斯準備打消女孩的這個念頭,而且知道內格爾一定會讓步的。
“不,這是我的主意,”特雷莎說,“我只是,你知道的,只想去看看。他正打算來納巴找我談談。為了那本書,《睡偶》。這就是書名。有人肯為你寫書,這種感覺是不是很奇特啊?”
瑪麗·波林什麼也沒說,但她的身體語言——微微抬起肩膀,又動了動下巴——立刻告訴丹斯,她不想去看那幢房子,而且曾經和特雷莎爭論過這個問題。
通常,在重大的人生經歷之後——例如“佩爾家族”成員的重聚,或者特雷莎此行來幫助抓獲殺害她全家的兇手的經歷——往往能看出當事人根本性的變化。但這也不是經常發生的;丹斯認為,目前的情形就沒有任何變化。她發現,毫無疑問,自己面前站著的兩個人依然一成不變:一個呵護備至的中年女性,個性生硬,但卻替別人承擔起父母的重任;一個典型的隨心所欲的花季少女,衝動之下做出了勇敢的舉動。她們曾就如何度過今晚發生過爭執,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女孩獲勝了,但當然也作出了一定的讓步。
然而,出現分歧並解決分歧的過程或許預示著成長的步伐。丹斯心想,這就是人們發生改變的方式:循序漸進。
她和特雷莎擁抱了一下,跟她姨媽握握手,祝她們一路平安。
5分鐘後,丹斯回到加州調查局分局的總部。
瑪麗埃倫·克雷斯巴赫給她送來一杯咖啡和一塊燕麥餅乾。她走向自己的辦公室,踢掉已經被海水泡壞了的阿爾多皮鞋,從壁櫥裡拿出另一雙鞋:“瓊·大衛”牌涼鞋。然後伸了個懶腰,坐下來,抿了一口濃咖啡,在桌子上尋找吃剩下的一包MM巧克力豆。
那是她幾天前放在這兒的。她很快就把它們吃光了,又伸了個懶腰,然後看著孩子們的照片。
還有她丈夫的照片。
她多想今晚能躺在他身邊,跟他談佩爾的案件。
哦,比爾……她的電話響了。
她瞥了一眼顯示屏,心裡咯噔一下。
“你好。”她對邁克爾·奧尼爾說。
“你好。剛得到訊息。你還好嗎?聽說發生了槍戰。”
“佩爾的子彈從我身邊擦過。就是這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