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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自幼喜讀近代史書，工作後因為朱啟鈐先生掌書記，故對北洋一段歷史，尤其對袁世凱其人，有天然之興趣。往者讀尚君關於袁世凱與北京兵變之論文，覺其分析很有道理。後讀尚君關於袁世凱與青柳篤恆之論文，亦覺甚好。於是對尚君有了初步印象。再後看到尚君又有一文專論趙秉鈞與刺宋無關，一氣讀完，覺其考辨堪稱定論。由是餘忽憶及章士釗先生《書趙智庵》一文引朱啟鈐先生語，其中述及袁獲知趙死訊後之反應，大意謂袁急電召朱，欲其接任趙之直隸都督遺缺，朱赴總統府，見袁“形色哀痛，言語倉皇”。餘讀此段，始信歷來所謂袁、趙主謀殺宋，而後袁又將趙毒殺之說，確有可疑。蓋袁若殺趙，趙死，無“形色哀痛，言語倉皇”之理也。
因讀以上數篇宏文，餘漸對尚君有了興趣。劉桂生先生，余文史館同仁也。承劉先生見告，知尚君為劉桂生、王曉秋二教授高足，然惜無緣結識。一日，尚君忽因劉桂生先生之介，過餘寒舍，以《宋案重審》一大冊未刊稿見贈。餘細讀書稿，覺其對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陳其美諸人在宋案發生前後之言行，皆有細密、清晰之考索，宛若聚米畫沙，痕跡宛然。尤為重要者，書中徹底打破一直以來為人所固守的趙秉鈞與洪述祖之絕對隸屬關係，揭示洪、袁之間其實有著更深密之聯絡。此實破解宋案之絕大關鍵，不看透此層關係，便無從理解袁、趙、洪三人關係之微妙，宋案之謎也就無從解開。而尚君所揭示之史實，與袁氏慣以權術待人，且每辦一事往往多線用人之做法亦非常吻合。
清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嘗謂：“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尚君此書能將宋案脈絡梳理清楚，關鍵在他能夠靜下心來認真讀書，肯在史料上下發微抉隱之真功夫。蓋百年來研究宋案者，無一不讀當初租界捕房自應夔丞宅搜出之五十三件宋案關鍵證據，此證據自表面觀之，袁、趙、洪、應確在一條線上，實則大家於其中隱秘均不甚了了。唯尚君真正讀懂了該批材料，故他能知袁、趙、洪、應一言一行之實際所指為何，宋案謎團因而能夠解開。晉陳壽《三國志》有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若非尚君下過冥思苦想之功，反覆辨讀、細心揣摩之勤，何能取得如斯成績？
凡事皆有首尾。民初袁世凱一段乃“北洋政權”歷史之首，以後民國許多史事之演進，皆導源於此時。而宋案實北洋派與孫中山革命黨徹底決裂之一大關鍵，是其後南北分裂、護國戰爭、護法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源頭，故尚君此書不惟解決一宋案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