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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又有報道說，傳票到京後，“趙秉鈞挈其秘書程經世同詣袁世凱，會商抗傳到案、嫁罪他人辦法，密談甚久”。[83]還有報道說“趙秉鈞自聞上海地方檢察廳出票傳提後，異常惶恐，常咄咄自語，謂‘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場’”，“經總統府某秘書獻計，決意抗傳不到，即由某代擬通電稿，略謂：洪、應函中有誣捏克強撥抵公債語，以其影戤偉人，藉詞招搖，世人無信之者。牽引趙秉鈞亦與此同。黃無嫌疑，秉鈞何獨不然？現居京養痾，到滬甚危險，殊無赴廳投案必要云云”。[84]這些報道多在趙秉鈞“真電”發出後出現，其情節多為電報內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凱對於此事非常重視。而北大歷史學系所藏“真電”底稿的發現，恰好可以證實這一點。該底稿後有“五月十日清”“已繕送呈”字樣，說明此電最終由袁世凱定稿。由該底稿筆跡也可看出，袁世凱的確親筆對電文進行了多處修改。將該底稿與最終發出之“真電”字句比較，可發現二者差別甚大，透過這些字句差別，我們將會看到袁、趙二人在應對出庭對質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慮，並可由此注意到袁、趙關係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點。
在宋案研究中，有關趙秉鈞的關鍵資料最為缺乏，“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雖然不能直接揭開宋教仁被刺之謎，但對於推進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義。其最主要之價值在於促使研究者嚴肅、認真、細緻地探究趙秉鈞和袁世凱之間的複雜關係。一直以來，人們總是將趙秉鈞視為袁世凱的親信，從而將二人共同視為刺宋案的幕後主使。其實，趙秉鈞即便為袁世凱之心腹，也不能由此便得出其為殺宋嫌疑人的必然性認識。要判斷趙秉鈞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樣一個角色，必須結合宋案基本史料，對他與袁世凱的關係進行更加細緻的分析。袁、趙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與宋案關聯程度也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處理宋案問題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關係中，袁世凱無疑是強勢一方，這就使趙秉鈞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來應對宋案。“勘”“真”二電底稿的發現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這就提醒我們，對趙秉鈞公開發表的“勘”“真”二電一類的辯駁文字，不能只做單純字面的理解，而應細緻辨析其中何者為其真實意思之表達，何者為其言不由衷之發露，如此方能把握一個真實的趙秉鈞。
除通電自辯外，趙秉鈞在宋案發生後，還曾於4月12日及29日在私邸分別接受北京《民立報》《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又於5月初發表《趙秉鈞為宋案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