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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為“公事”行為，掩蓋其圖謀私利的動機。但無論如何，洪述祖藉機謀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與應夔丞，詢問：“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寫一信與應夔丞，此信沒有透過郵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專門派一名叫“劉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寫道：
吾弟來信如系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餘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足下何日北上（能來與否，速商辦法），乞示。[181]
由此信來看，洪述祖顯然欲借辦公事之機以逞私謀，故特別與應夔丞約定，以是否“親筆”來區分“公言”“私信”，有防備洩密之意。事實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經採取了將“公事信”與“私函”區分的做法，“公事信”談應夔丞特赦及加委職任之事，“私函”則談索款之事。這說明洪述祖確有借辦公事之機獲取金錢利益的目的。同時，“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一句還告訴我們，此後洪、應之間往來信函，凡屬二人“親筆”者，均屬“私信”，非第三人所知，這一點對於判斷袁世凱、趙秉鈞與後來宋案各環節是否有關，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而由“餘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凱報告，而不是向其頂頭上司趙秉鈞報告，這就進一步證實了袁、洪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趙秉鈞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不過是邊緣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
11月4日，洪述祖又電告應夔丞：“總統（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萬。”[182]這是洪述祖在6天當中第四次催促應夔丞北上。此後20多日當中，洪、應之間仍有函電往來，但今已不可得見，僅在11月29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中，有“續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各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等語，揣其意應是關於共進會或南方治安方面之公事。其間，洪述祖一直在籌劃應夔丞來京與向中央索款之事。就在11月29日函中，洪述祖告知應夔丞，“連日俄矇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準發”，並催促應夔丞趕快到京，說：“總統極盼吾弟速來……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路克日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即行回南，亦無不可，務祈注意為盼。”[183]可見，經過洪述祖活動，袁世凱已同意應夔丞來京見面，國務院亦同意給其發款3萬，這筆款子當然是總統經洪述祖活動而允諾，然後提請國務院討論透過。
然而，洪述祖在發出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