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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的不同角色及与宋案的不同牵连程度所决定的。
因此，搞清楚“勘电”中与赵秉钧直接关联的部分是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就成为准确把握赵秉钧这个角色，以至最终破解宋案谜团的一个关键。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勘电”底稿的发现，为这一突破提供了可能。
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勘电”底稿有两个版本，姑且称之为“勘电甲”与“勘电乙”。“勘电甲”和“勘电乙”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最原始的底稿，后者则是将前者的一些字句修改及前后段落调整誊清而形成的稿子，但有些修改“勘电乙”并未敲定，依旧保留了“勘电甲”的修改原样，所以它仍是底稿，而非定稿清样。不过，“勘电乙”与最终发出的“勘电”比较，内容上基本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只需要将“勘电甲”与最终发出的“勘电”定稿逐字比对，就可以看出其变化，并由此进一步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含义。在本书以后的论述中，读者将会看到，“勘电”底稿对厘清宋案的一些重要情节具有关键作用。
宋案证据于4月25日深夜正式公布后，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等发表通电，指出：“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迅办，赵总理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强辞辩护，抗不受理。”[80]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两张，请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程经世赴沪出庭对质。[81]赵秉钧随即于5月11日公开复电，对岑春煊等人通电给予拒驳，提出三条理由，表示自己不能出庭对质，态度强硬，措辞坚决，这就是“真电”。
与“勘电”一样，“真电”也是以赵秉钧名义发出，故一般论者很易将其视为赵秉钧本人意思之表达。而实际上，由当时新闻报道可知，袁世凯对于赵秉钧如何应对赴沪对质一事非常关心。有报道说，传票到京后，政府连日密议，拟出抵制三策。第一“系强硬办法”，即“仍用通电，辨明赵秉钧毫无嫌疑，不能到案”。第二“系拖延办法”，即“驳覆上海检察厅手续不合”，强调“须有武士英之供，始能指应夔丞为嫌疑；有应夔丞之供，始能指洪述祖为嫌疑；有洪述祖之供，始能指赵秉钧为嫌疑；洪述祖既未到案，即不能以嫌疑二字指赵秉钧，无到案之必要。一面不令洪述祖到案”。第三“系釜底抽薪办法”，即“令赵秉钧装病（即近日所传牙痛），暂不到案；一面撤换承书〔办〕此案人员，必令政府一鼻孔出气之人布满上海地方审检两厅，然后赵到案一讯，即洗刷净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