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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其他可靠史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作为袁世凯之子，书中对袁世凯本人的某些观察和描述，是其他史料难以呈现的，自然有可取之处。因此，对研究宋案而言，能否做到立足更可靠的史料和史实来鉴别该书所述真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关于宋案的核心史料，除以上所述外，相关人物如王阿法、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等人口供或讯问记录亦须注意。嫌疑人为摆脱嫌疑，或逃避罪责，往往于讯问之时，避实就虚，甚至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出尔反尔，因此，这些材料仅就字面理解往往是不可靠的。但是，透过谎言也可窥见一些事实，尤其可以窥见嫌疑人的内心活动，因此，这些材料仍然是研究宋案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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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新闻贾祸之文字·看看赵秉钧之大事记》，《神州日报》1912年6月9日，第1页。
[2]《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张博〔溥〕泉之演说》，《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3]《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5]《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6]《北京电报》（1913年3月31日），《民立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7]《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补志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君代表赵总理莅国民党追悼宋先生演说词》，《民主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8页。
[9]《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11页。
[10]《北京电报》（1913年3月30日），《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3页。
[11]〔日〕田原天南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民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56页。
[12]《北京专电》，《民权报》1913年4月4日，第3页。
[13]《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赵总理辞职之原因》，《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4]《宋先生被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