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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殘雪也沒有理由用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例如說，有的作家就喜歡“文以載道”，用作品來干預政治或關心人民大眾的“現實問題”，把自己的創作植根於老百姓的底層生活或對國家命運的關懷；而另一些作家則偏愛表現自己個人的感受，將創作植根於內心的天才和靈感，這些都無可厚非，應該互相寬容，多元並存。我通常也會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文學領域中的各種不同風格流派和傾向，眾聲喧譁總比一言九鼎要好。但殘雪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在這個層面上，並不是一個文藝政策和文化管理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加形而上的問題。忽視形而上的問題而只對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評價，這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在文革中發揮到極致，在80年代仍然成為文學評論界的主流。我們總是動不動就說這部作品“宣揚”了什麼，“揭露”了什麼，並由此引伸出我們應該“提倡”什麼，“鞭撻”什麼，卻永遠也無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麼。這就是殘雪為什麼那麼厭惡80年代文學的“傳統”的緣故。
到了90年代，情況有所改變，有一大批作家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框架而說自己內心深處真正想說的話了。所以我認為9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峰期，因為它正是中國文學主流傳統的崩潰期。不過，這個年代的文學仍然大都具有某種兩可的動搖態勢，它既可以是中國作家向人性深處突圍的開始，但也可以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反叛，有一種走回頭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極端的兩性問題上的衝擊（《廢都》、《豐乳肥臀》、《上海寶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逆反心理，它們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一旦意識形態的壓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許，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為一種更新了的意識形態的同謀。但如果這些作家繼續努力向人性的深處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純文學的意義上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的。可惜這些作家大都沒有對自己的“根”的明確意識，也許是由於本來就紮根不深，天分有限，進入21世紀，通常都江郎才盡，有的改行，有的勉強支撐一個空頭門面，成為更具彈性的意識形態結構中的一環。到今天，外在的可供選擇的題材已經幾乎被用盡，除了某些太敏感的話題不能說以外，性交、亂倫、同性戀、魔幻、怪力亂神、精神病、夢囈、戲說、語言狂歡（“無喱頭”）、吃人肉、變態……已經被中國作家玩了個遍。中國讀者的神經已經受過了一切可怕的考驗，如今再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他們感到驚奇和聞所未聞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何為？
我認為，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