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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手不停地在身上撓,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兩隻腳彼此不斷地搓。
問好之後,醫生就在病歷卡背面寫。我見過兩種醫生:一種滿腹經綸,一寫可以寫上半天,內容不外乎“全身突發性部分之大癢……足、頭、腹無處不癢……病人癢時症狀如下……”曾聞一個醫生寫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還有一種醫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張卡上就寫一個“癢”。我今日所遇的女醫生有別於前兩種,寫了一段後筆下羞澀,無話可寫。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歷卡上已經被寫得黑漆漆一片,頗為壯觀,一看就是權威和知識的代表。這位女醫生不甘示弱,湊幾個字後實在寫不出,又怕她的尷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認識我的名字“韓寒”,卻不知道普通話該怎麼念,閉上眼睛讀:“園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說,故意念錯一個人的姓名就等於是一場侮辱。我尚不能確定她是否故意念錯,所以不便發洩,忍癢承認我是“園寒”。
她稍過片刻又運筆如飛,有話則長,無話更長,好不容易湊齊一頁,囑我去取藥。我拿過藥方一看,只見上面不規則的點線圈,怎奈我讀書多年,自命博識,竟一個字都不懂。我曾見過一個剛從大學出來的實習醫生,剛當醫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寫的字橫平豎直,筆筆遒勁,不慎寫錯還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寫一個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歷卡還沒寫好,病人早已一命嗚呼了。如此用心書寫的醫生已日漸少矣。我曾見過一篇雜文說,現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謂狂草,醫院更是匯聚四方狂草專家的地方。一個醫生可能一輩子稱不上醫學家,但一進醫院就意味著你是書法家。
不料收費處也看不懂字,拉來旁邊一個老醫師問這是什麼字,問明白後說這藥沒有,恐怕要去藥店買。我再跑回外科那女醫生那裡,她看我半天,居然問:“你得了什麼病?”《父與子》裡有一段:“省長邀科少諾夫和巴扎洛夫進大廳坐,幾分鐘後,他再度邀請他們,卻把他們當作兄弟,叫他們科少洛夫。”誰知今天的情況更嚴重,出去幾秒進來她連人都不認識了!她看我半天終於認得我了,激動得像母子團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煙》裡一段寫拉特米羅夫忘記李維諾夫的名字,這種錯誤情有可原,俄國人的名字像火車,太長,不免會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則不可原諒。
我走出外科,聽見內科一個醫生在罵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說:“你們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