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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對宋教仁心有不滿，並暗中支援洪、應實施構陷“孫黃宋”計劃，這一點確定無疑，但他卻沒有像國民黨人所說那樣，“傾陷不成，而暗殺之謀乃亟”。[22]
如前所述，造意殺宋之人是洪述祖，而非袁世凱、趙秉鈞或應夔丞，轉折出現在3月6日洪述祖致應夔丞“除鄧”一函。該函為洪述祖親筆函，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第二次預審洪述祖時，唐紹儀曾就此函筆跡出庭作證，接受原告律師馬斯德詰問。唐稱：“與洪述祖相識多年，昔在天津時，被告尚無職司，常到我處敘談彼之詩詞文字，我亦見過其筆跡，尚能辨認。至案內洪與應桂馨之信函，確係洪之親筆。”美副領事博式金亦詰問：“頃所呈應桂馨案中之信函兩封，爾雲確係洪述祖筆跡，有無錯誤？”唐答稱：“中國文字歷久不能改變，即十年、二十年亦能辨認，並無錯誤。”[23]第五次預審時，馬斯德又將被告親筆信函七封邀請唐紹儀上堂逐一給予閱看，並問：“此種信函曾否見過，究系何人筆跡？”唐答稱：“見過，均系洪述祖之親筆。”[24]
由於洪述祖在1912年11月1日致應函中，曾有“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餘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的約定，[25]因此，他在3月6日函中唆使應夔丞對宋“乘機下手”，完全是其個人對應夔丞發出的訊號，這是殺宋之意產生自洪而與袁世凱無關的一個鐵證。現在的問題是，洪述祖產生殺意後，袁世凱和趙秉鈞是否知情，態度如何。
由於趙秉鈞至遲在2月22日已將“應密電本”交與洪述祖；更由於洪述祖與趙秉鈞的關係並不融洽，根本不可能將刺宋這樣的機密事情報告趙秉鈞，因此，趙秉鈞對洪述祖計劃殺宋並不知情，是可以確定的，詳細論證見後。這樣，問題的焦點就集中到了袁世凱對洪述祖計劃殺宋是否知情上了。恰好，王治馨在3月30日宋教仁追悼大會上演說時，不經意間披露了他從趙秉鈞那裡得到的相關內幕，他說：
前日（指3月28日——引者）趙與總統面談……總統說：洪述祖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總統答以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人之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云云。[26]
演說並未提洪述祖何時向袁世凱建議收拾反對黨一二人，不過《民立報》駐北京記者隨後有進一步的資訊披露，謂：
宋案發生前十餘日，洪曾謁總統，謂：反對黨牽剌太甚，不如除去二三人。總統申飭之，謂：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