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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德國小鎮》這書一向懷有惡感，也想不出能為它說些什麼好話，直到我開始想起它的三個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觀。他們是：前難民黑廷、尖刻的實用主義英國外交官布拉德菲爾德、有驅迫感和不快樂的調查員阿倫·特納（我私底下把這個角色編派給自己）。想起他們，我才不得不勉為其難承認：這小說畢竟已達成我當初想達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為的，是個礙眼物。
我厭惡這小說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擬寫的是一部近似諷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出來的結果卻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納1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準看都算不上太可愛。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納本人的幕後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納粹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協助納粹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佐格爾曼（Zogelmann）之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幹，而這也不過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界、工業界、科學界和教育界裡，納粹的舊人俯拾皆是。他們之所以被留下來，若不是因為沒有犯過合該清算的大罪，就是因為被認為是西德戰後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時候則是出於北約盟國舊事不重提的默契，聽任他們的檔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裡。
對我這樣從兒時起就著迷於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英國年輕人來說，60年代初期的波恩確實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有時候，這城市的街道給人的感覺是匆匆鋪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給稍事掩埋，就像是貝爾森（Belsen）集中營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著無辜死難者的喑啞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波恩的怪異隨處可見：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繃的臉上（“媽媽，戰爭時你在做什麼？”），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未拆除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呼籲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像波恩正忙著遺忘納粹的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克服過去”一語是會發出軍隊調動時的鏗鏗聲的。德國人就像英國人一樣，說話總是帶有自己的調調。
因為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的二樓外交官旁聽席上。手上拿著先印好的發言稿，耳裡聽著一通通乏味的發言，我會聽任思緒遊走，飄過牆壁地板，飄到坐在我幾英尺之下那些衣著陰沉的中年男女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