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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10月的一天，马山县食品加工厂的一位女工人在家离奇死亡，他丈夫到医院办理了脑外伤死亡证明，声称死者下楼时不慎摔倒，造成了颅外伤死亡，要求火葬场立即火化。为慎重起见，火葬场负责人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我。
死者名叫冯媛，住在家里的人除了丈夫张国军，还有张国军的父母。我赶到现场时，冯媛的尸体已经经过清洗，并换了一身衣服，楼梯上的血迹也早就搓洗掉了。我一看这情况，倒没想太多，等我现场做完鉴定时，发现死者确系颅外伤死亡，楼梯虽然经过搓洗，但仍有摔倒碰撞的痕迹，火不火化就听我一句话了。
光凭查看现场和尸表，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冯媛是意外摔下楼，正常的工作流程还需要进行尸体解剖。可张国军和他父母不同意，只允许我们在家里看看，坚决不同意把尸体带走。我跟民警想劝解，张国军却拿着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力证妻子冯媛是意外事故死亡，不是他杀。送葬队伍聚集在死者家里，起哄地指责我们不让死者安宁，试图赶走我们。
不想起冲突，也怕万一查不出来，多添一桩悬案，丢了县公安局的面子。我那时还年轻气盛，心想万一是命案，死者怎么能瞑目？冯媛的娘家也不答应啊！没办法，我只能在现场继续验尸，可尸体经过清洗，就算有证据，也可能被洗掉了，要找线索大多要靠解剖了。当时的情况让我没得选，只能凭经验检查尸表，而且时间紧迫，就像拆炸弹一样。
实际上，早在1900年前，《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秋记》都有：“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等法医肉眼检查操作的记载。有些尸检，光看尸表亦能找到证据，运气和实力都各占一部分因素。
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时，发现那里有一个黑点，黑点周边的皮肤有点像金属质，我戴着塑胶手套搓了搓，怎么都搓不掉，原来那是皮肤金属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有问题，告之随同前来的民警，张国军却指责是我的塑胶手套没洗干净，皮肤金属化是我弄脏了死者，还想和我打架。
在这里，我又要解释一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医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那时还没有防护服，工作时就穿一件白大褂、戴个口罩。就连法医们检验时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破了洞才不再用，从1988年起，法医们才陆续开始用一次性手套。
我自认每次手套都洗干净了才再度使用，尽力不会污染尸体，破坏尸表的证据。张国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