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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顧小夢清楚地記得，那天下午，她從青浦警校參加完畢業典禮，興致勃勃地回到家裡，一眼看見她家花園的葡萄架下，父親夾著粗壯的雪茄，坐在紅色的藤椅上，與一箇中年人在談事。從他緊鎖的眉頭和大口吞吐煙霧的樣子看，顧小夢判斷，父親同來人的談話並不愉快。也許是相當不愉快，因為她注意到父親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親在家裡是很少露出這種神情的，甚至幾個月前，父親得知幾百萬的貨物受戰火侵襲沉入海底也沒有這樣，看見女兒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在女兒的記憶中，只有兩年前，母親猝然被鬼子飛機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著小調從外面回來，父親明明看見她卻沒有理睬她，而是轉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倆素有的親熱隔開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嗶嘰中山裝，戴一頂天津盛錫福的禮帽，橫架在鼻樑上的圓形墨鏡透出幾分神秘和傲慢。從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顧小夢大體猜出了來人的身份——不是軍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傾向是警界的，因為她剛從警校畢業，也許父親正在與他談她的未來。如果真是如此，她覺得自己還是暫時不出面的好。因此，她遲疑一下，悄悄退開，繞道回了屋。
宋媽熱切地迎上來，看她額頭上掛滿汗珠，連忙拿來毛巾給她擦拭。她接過毛巾，一邊擦著汗一邊問宋媽：“那個人是什麼人？”
宋媽搖搖頭：“不知道……老爺吩咐我不要打擾他們。”
顧小夢把毛巾還給宋媽：“他來了多久了？”
宋媽看看掛在牆上的自鳴鐘：“一個多鐘頭了。”
正說著，自鳴鐘和外面教堂的鐘聲一齊響起來，咚——，咚——，咚——，像整個城市都準備起錨遠行。兩年前，母親去世不久，父親為了女兒的安全，把家從杭州遷到上海法租界，對門有一個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鐘聲響起後，總有一隊鴿子從他們家屋頂飛過，灑下一路的羽毛和哨聲。
上海的夏天是悶熱的，顧小夢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臉，想上樓去睡一會兒。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著，只好懶洋洋地翻看了幾本《看客》電影雜誌。不知過了多久，她起床來到窗前，恰巧看見父親正起身與來人作別。那人一手握著父親的手，一手撫著父親的肩，不時輕拍著。從父親的表情看，有點無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顧小夢吃驚的是，父親進屋看見女兒，那一向爽朗的開懷笑聲沒有了。她問來人是誰，父親也是語焉不詳，敷衍了事。怪異還在繼續，吃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