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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哉！聖哉！”（《以賽亞書》6：3），原因即在此。我們越以這種方式彼此分享靈糧，每個人擁有的靈糧就越多。
因此，在我看來，每一份友愛都是同性戀的理論是毫無根據的。這並不是說友愛和不正常的愛情從未有過交織，某些文化在某些時期似乎有玷汙友愛的傾向。我認為，在以前好戰的社會，同性戀尤其容易潛入成熟的勇士與其年輕的副手或侍從的關係之中。無疑，這與行軍作戰途中身邊沒有女人有關。在（有必要或有能力）斷定一種關係是否夾有同性戀時，我們無疑應該以證據（倘若存在證據），而不是以某種先存的理論為依據。親吻、流淚、擁抱本身都不足以證明同性戀，若以此為依據，未免過於滑稽。赫羅斯加擁抱貝奧武甫，約翰遜擁抱鮑斯韋爾（兩人都是聲名遠揚的情場風流人物），塔西佗的作品中那些鬍子拉茬、身經百戰的老將在軍團解散時相互擁抱、祈求對方給予最後的親吻……他們都是同性戀者嗎？你若相信這點，則還有什麼不可相信？縱觀歷史，我們需要作出特別解釋的，不是先輩們公開表達友愛的這些舉動，而是我們的社會缺乏這些舉動。不合時宜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
我說過，在所有的愛中，友愛與生命的聯絡最小。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沒有它，照樣可以生存。但是，有一樣東西對於社會卻是不可或缺的。它雖不是友愛，卻是友愛的基質，常常與友愛相混淆。
在早期社會，男人在狩獵、作戰中的相互合作，如同生育撫養後代一樣必不可少，不喜愛前者的部落與不喜愛後者的部落一樣註定會滅亡。早在有歷史記載以前，我們男人就從女人中分離出來，聚集在一起，從事自己的工作。我們必須這樣。喜歡做自己必須做的事有助於生存。我們不僅必須做這些事，還必須談論這些事——制訂狩獵和作戰計劃，事後分析總結以供將來之鑑。我們更喜歡後者。我們嘲笑或懲罰膽怯、笨拙之人，讚揚表現出色者，對技術細節津津樂道（“他早該料到，那種風向他絕不可能追上那頭野獸”……“知道嗎？我的箭頭比較輕，所以射中了”……“我一向都說——”……“我是這樣紮下去的，明白了嗎？就像握這根棍子這樣”……）其實，我們談論的都是本行。我們喜歡與彼此為伍：我們這群勇士、獵手，共同的技巧、共同面對的困苦危險、圈內的玩笑將我們緊密結合在一起，讓我們遠離婦女和兒童。正如有人開玩笑說，不管舊石器時代的人肩上是否扛有棍棒，他肯定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會社。這個會社可能是他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梅爾維爾的小說《泰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