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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道德化思考
（1946年）
衷心感謝通知我獲得歌德獎的賀函。接到這封賀函，感覺和思想上的矛盾，我簡直難以表達其萬一。我請求朋友們讀到我的謝詞時多加寬容。
我接受這一榮譽，你們中一定有人會奇怪，甚至感到不快，事實上，我最初的純直覺反應也是：不接受。除了這直覺的反應，我還有一些考慮，諸如：對一個本已精疲力竭的老人來說，這意味著負擔明顯加重。再就是，這可能給人以我與官方德國和解的印象。事實上，我經歷了這個國家的再次破產，我畢生的作品託付給了它卻遭它譭棄，從這樣一個國家以接受這樣一個獎的形式來作為補償，作為讓步的和解，本來就於理不通，於情有乖。不，在激動之初，我對自己說，即使我寬大為懷，我理應期待德國並要求它的是：為我在戈培爾和羅森伯格時代所受的屈辱恢復名譽；重新出版我的作品，或至少出版一部分；以金錢和麵包的方式作為我工作的酬勞還給我。我完全有這份單純的權利。可是，有權力這麼做的德國已不存在了。而我和這個難以看透的、龐大的、乖戾的民族的關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是那樣的錯綜複雜，那樣的不平不順，有說不清的恩恩怨怨，也不乏爭端。在我對要不要領獎還未作出決定之前，從德國又來了一大堆辱罵信，我覺得，這些信倒是貼切不過地反映出我和德國這個民族的關係，它的語言是我現實生活的憑藉，也是我精神的家園，而我自1914年以來一直注視著它在世界上的政治行徑，越來越加反對，對此我也作出了夠多的評論。
但是，在這些最初的想法尚未真正進入意識的時候，相反的意見也冒出來了。這一榮譽並非由那個已不存在的德國頒發給我，而是由法蘭克福這個富有民主傳統和猶太文化的可愛的老城市發給我的，這個城市自從保羅教堂會議以後深為霍恩措倫王朝所痛恨；而選中我的委員會，其成員歷經希特勒時代艱鉅的考驗，他們不但正派，還是真正有勇氣的人物，他們一定也知道，推選我為得獎人，將會再次得罪那些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那個目前被打敗但絕非已經消失的階層，也就是寫辱罵信給我的那些人。
如果接受獎項意味著得到物質利益，那麼我當然就不該接受。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獎金將留在德國，作為捐贈之用。
對於我們，獎項與榮譽和年輕時不一樣。在得主看來，它們既不是喜事與盛事，也不是他的某種勞績。它們是人們稱之為聲名的，一種複雜的、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