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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所長。
所長的辦公室在三樓，我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恰好和一個女同志劈面相逢。我為什麼記得她，是因為我們擦肩而過時，我聽到她在哭泣，於是我側目偷看她，於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樣子——一隻手捂著嘴巴，一隻手捂著胸口，頭低低垂著，是一種很悲傷、很無奈的樣子。後來，從所長那裡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從他辦公室裡剛出去的。她為什麼哭，包括為什麼來找所長，其實都跟黃依依有關。說真的，幾天來所長對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面的電話把我一下變成個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實，我不是什麼大人物，只是有點神秘而已。所長大人對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對黃依依的態度，當他聽我說要黃依依時，所長臉上堆滿了驚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謹慎和不安）。
“黃依依？你要她？你……”所長沉吟著，最後咬咬牙說，“你還是換個人吧。”
“為什麼？”我有種一腳踩空的感覺。
“她這人有問題。”所長回答得很乾脆。
我問：“有什麼問題？”
他說：“這是她個人的隱私，不便說的。”
我說：“在我們701面前，是沒有任何隱私的。”我的聲音露出一種霸道。
確實，跟我們這些人談什麼隱私是不聰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們的，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最大的隱私。再說，對我們誰還有什麼是隱私的？個人？還是國家？我們為探尋他人隱私而活，我們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隱私。我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們要淡化這種感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隱私這個詞從我們面前消失掉。摳掉。像摳掉一粒噁心的粉刺一樣摳掉。小夥子，你可別跟我們傻乎乎地談什麼隱私，你沒有任何隱私——對我們來說。
所長看我態度有些硬，笑了笑說：“我可以跟你說，但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說：“就像你的事，僅限我知道一樣。”
我沒有答話，等著他往下說。
所長說：“其實，你要早來幾分鐘，就會看到她的問題，黃（依依）同志的問題。就在你進門之前一分鐘，一個女同志剛從我這裡哭著走了。”
“我在樓梯上碰見了，”我說，“是不是一箇中年婦女，穿一件白襯衣的？”
“是的，”所長說，“就是她。”
“我看見她在哭。”我問，“她為什麼哭？”
“那你去問黃同志是最清楚的。”所長說，看了看我，接著說，“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