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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生長》成書的過程很長。
“雞頭”開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當時剛唸完八年的醫學院，在七月的北京無聊地等著八月去美國體會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那個夏天很熱，死了好些白毛老頭和小腳老太太，我在呼嘯的電風扇前，想，寫個什麼吧，寫了就忘了，到美國就是一個新開始。
“豬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澤西一個古老的醫療儀器公司實習，替他們理順全球投標流程，小組裡最年輕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歲，公司的主要產品長期佔領了世界50%以上的市場，莫妮卡大姐對我說了一句很國企的話：“你不要那麼使勁幹，否則我們壓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時候上網，看新浪新聞，泡兩個叫“新大陸”和“文藝復興”的論壇。名字叫卡門的老闆娘不懂中文，鼓勵我：“仔細看，中國醫療耗材的潛在市場很大。”公司在新澤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區，好的義大利餐館到處都是。唯一一個號稱中餐的館子，大廚和夥計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會，只會做酸辣湯和左公雞，讓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錄影，也是越南人演的，裡面的潘金蓮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發。一個地方，如果沒有便宜的小館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沒有姑娘可以拉著手，口無遮攔，對於當時的我，就是監獄。所以我下班的時候，躲在飯店裡寫《萬物生長》。
“貓尾”收在亞特蘭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週假期。我給當時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調》先生、師奶殺手、出版家石濤寫電郵，說，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們還沒凍死。石濤說，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寫作的時候，說，如果覺得文氣已盡，當止就止。寫完，我回到北京，當時電子書大佬“博庫”還筆直地挺著，在長城飯店旁邊的小長城酒家新春團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見北京的作家們，感覺自己像是在鳳凰窩裡的一隻小雞。我第一次和作家們喝酒，就被一個叫艾丹的，一個叫張弛的，和一個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覺以外的時間失去意識，停止思考。去協和醫院洗胃，周圍十幾個醫學院同學圍著，我心想，將來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醫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後才知道，這三個傢伙，在公認的北京酒鬼好漢榜上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濤後來說，我倒下之前，撥了三個手機號碼，一個接到留言機，一個說人在上海，最後一個沒有通，他想知道，這三個人都是誰。艾丹後來說，我根本就不是他們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兩瓶大二鍋頭，一個小時就幹了，心裡不知道有什麼想不開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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