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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我搬離深圳。離開深圳三年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又要常去深圳。我忽然發現，一個地方，只要靠近海洋，建個機場，給個三十年穩定的好政策，就會變成一個異常豐腴的好地方。土地有時候和人類一樣健忘，有時候比人類更有生命力。
如果想在中國找一個城市設總部，想把東西賣到世界各地，那個城市一定是深圳，不是上海。上海是外國人把東西賣到中國各地的城市。
我在深圳的最東邊參加一個國際基因組大會，組織機構的首席科學家和創始人之一楊煥明老師是我在醫學院上學時的遺傳學教授，而做具體專案的負責人每個都比我年輕很多。
基因解讀的專案負責人說，要把大資料的思維用在醫療上——很多病不知道深層原因只是因為積累的資料不夠多，如果有足夠多的錢去採集足夠多的關聯性很強的資料，以十萬、百萬計的樣本量就能揭示很多病因的秘密。統計學的各種工具我們早就有了，就是沒有足夠多的資料，現在，全基因組測序的成本不到一百美金，將來可能變得更低，把全部冰島的人口都測一遍也花不了多少錢。基因編輯的專案負責人說，如果知道了病因的秘密，在我們都看得到的將來，透過基因調控很可能根治這些疾病。
我一邊替病人開心，一邊跳出來想，自然的調節能力在人類面前完全喪失之後，世界會是什麼樣？
晚上吃飯，遇到十多個常在深圳的富二代，俊男靚女，彬彬有禮，有胸有腦，懂酒懂金融，似乎沒有一個有海昏侯的潛質。我一邊替他們父母開心，一邊跳出來想，如果百年內不革命，普通年輕人怎麼和他們競爭呢？再加上基因編輯技術，普通年輕人的下一代怎麼和他們的下一代競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