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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某日，我問羅永浩，為什麼要做手機？
羅永浩反問，如今你每天摸哪件事物最多？我要改變那個事物，我就要改變那個事物。
那次聊天之後，我第一次認真審視周圍的現世，現世似乎已經大變。
我在網上買衣服多於在實體商店了。
我叫外賣多於在煎餅攤前等了。
我堅持在住的地方不裝電視、不裝網路，儘管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堅持。我最引以為傲的倒頭就睡黑甜覺兒的能力竟然也受到了手機的衝擊，我在公元二〇一七年的夏天再次啟動我兇殘的意志力，爭取形成一個習慣：廁上、枕上、馬上，不看手機；再加上，聚會酒肉聊天時，不看手機。這個看似簡單的習慣，我估計，一千個人裡能做到的不超過一個人。
我在智慧手機上下載了程維和柳青出生入死和舊勢力殊死搏鬥而長成了的滴滴，再不用在路邊揚手召喚計程車並和計程車司機四目相對了。我還打算試試共享單車。我喜歡共享單車漫天遍野的黃色，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北京漫天遍野的面的。
私營書商很多倒閉了，剩下的有數的幾個都在積極排隊上市以及涉足影視、網劇和遊戲。我問做過多年時尚雜誌的徐巍，紙質雜誌還有戲嗎？徐巍說，怎麼可能還有戲，你看路邊報刊亭還有幾個？
路邊報刊亭倒是還剩幾個，一大半空間在賣飲料、零食、多肉植物。我買了一塊烤白薯，零錢不夠，報刊亭主說，可以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