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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當我還在拉丁文學校上小學時，我對人們所說的“世界歷史”總是懷著極大的敬意，認為那是非常值得尊敬，是遙遠而高尚的事物，是強大無比的，就像耶和華和摩西一樣。世界歷史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曾經是當時的真實，它曾經電閃雷動，如今已成過去，成為遙遠而令人尊敬的事，記載在書籍之中，讓學生學習。我們當時所得知的最新的歷史事件是七年戰爭。那已是足以令人興奮不已的了：我們的父輩還參加過那場戰爭，就差幾年，否則我們也能經歷到。那一切一定非常壯觀：戰爭、英雄事蹟、飄揚的旗幟、馬上的軍官、新選的皇帝。如他們信誓旦旦所言，戰爭之中發生了許多奇蹟，有許多英雄事蹟，規模很大，像真正列入世界史的事蹟該有的樣子，和平常日子完全不同。男男女女都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成績，承受了難以置信的負擔，群眾曾大哭又曾大笑，他們陶醉於當時所經歷的事，陌生人在大街上互相擁抱，英勇無私是當然的事。上帝啊，如果能經歷這種場面該有多好啊！那時，我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什麼英雄人物，對我們講述那些令人振奮的故事的老師不是英雄，真的參加過那英雄戰爭的我們的父輩也不是。但是，總得有點什麼是真的吧，家家掛著俾斯麥的像，還有，每年秋天都慶祝的瑟堂節是一年中最好的時光。
到了十五歲，這種光輝在我眼中才逐漸消失。我開始懷疑世界歷史是否值得崇敬，我再不相信那些好聽的話，再不相信以前的人與現在的不同，不相信他們的生活充滿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我那時就知道，我們老師的任務是儘可能加重我們的負擔，儘可能壓制我們，他們要求我們要有他們自己沒有的道德，他們所教給我們的世界歷史大概也是大人發明的謊言，只為了壓我們，使我們感到自己渺小。
我對世界歷史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狂妄且無所顧忌的想法是有緣由的。年輕人不依賴批判和負面的東西而生活，他們靠感情和理想。當時我心中有了一些至今沒有改變的想法：對於外來的聲音我變得很不信任，越是官方的聲音，我越不信任。我開始感覺到，最有趣味、最值得為它而活的東西，最能夠滿足我們，使我們為之思索、為之全神貫注的東西，不在我們之外，而在我們內心。當時我並不知道——但是我感覺到，於是我開始讀起哲學的書，成為自由思想者，沉醉在自己喜愛的詩人作品中——這隱隱約約的感覺就是我的道路，就是通向我、通向我自己的道路，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