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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昏迷中是沒有時間的。我終於醒來，不知過去了多久，也不知來到哪裡。明亮的玻璃窗戶和窗戶外的幾桿樹枝讓我想起，我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對我的醒來表現出得很高興，她的口音讓我以為是回到了家鄉。但她告訴我，這裡是河內陸軍總醫院，我已經來這裡快兩天了。她一邊摘下口罩，一邊對我說：
“我看了你的證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維浦人。”
她說的地方離我家還不到十公里，那裡有一家出名的動物園，洛山的孩子沒有一個沒去過那家動物園的。戰爭爆發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動物園工作，我告訴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來。不用說，她認識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戰爭中犧牲了。事實也是如此，就在兩個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陣亡了，她們曾經是坐同一輛卡車到部隊的，相識也在那趟卡車上。戰爭讓很多本來不相識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醫院鄭重的治療，英國人後裔布切斯大夫幾乎每隔兩天都來探望我，並不斷給我作出新的治療方案。布切斯大夫是這裡的院長，每天都有成堆的生命等著他去救治，他們大多從前線下來，胸前掛著各種各樣的獎章和戰功，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優待，無疑是玉努力的結果。
除了關心我的治療外，玉還關心我的寂寞。因為我患的是肺病，沒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獨自一個人被關在窩爐房隔壁的一間臨時病房裡。在寒冷的冬天，這裡顯得特別熱乎，但熱乎並不能驅散寂寞。唯一能驅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經常來陪我聊天，一天接著一天，我們把有關洛山和維浦的話題說了又說。
有一天下午，玉帶著阿恩來看我，阿恩還給我帶來了韋娜從塔福寄來的信。信上，韋娜說她已經結婚了，丈夫是個機槍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調到那裡去了。她沒有說起那裡的炮火，只是這麼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這裡才是真正的前線。”
我是每天都在聽廣播的，我知道當時塔福吃緊的戰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責韋娜的選擇。戰爭期間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樣的，何況韋娜去那裡還有個個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韋娜在信中還夾了一張她和機槍手的照片，兩人站在雄壯的機槍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準著照片外的美國飛機——肯定是美國飛機！當我把照片拿給玉看時，她哈哈笑起來，對我說：“我還以為是你妻子的來信。這人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