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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裡。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歷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做“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舒亶、李定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有點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當然，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超越時空的中國式批評者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輿論。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