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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臺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蹟。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藹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藹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藹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看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裡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鑑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文俊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朋友們都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比較多的史料。
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