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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時代表示敬意。
當時完全無法設想這部長達六十八萬言的艱深學術著作能夠出版，當然更無法預料，這書居然在幾十年後一直成為全國在這一重大學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見，那支筆，那支幫我偷偷潛行的柺杖，在黑暗泥濘中描劃出了一個龐大的學術構建。
與這個學術構建相比，我後來完成的很多學術著作，雖然更為著名，卻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於我在災難中的表現，災難過去之後全院三次民意測驗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為院長。
連一個小組長也沒有做過，卻成為國家重點藝術高校的第一領導者，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卻是十年的信任沉澱。全院的教師和職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當時沒有看明白，後來也終於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書庫的原因。
災難中的形象往往會傳播得很廣，當時我的社會聲望已遠遠超出學院，被選為整個上海市的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每次評審，我們對那些在災難歲月投機取巧、喪失天良的文人都斷然予以否定。於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筆，一次次重重地寫下了否定結論，又濃濃地簽上自己的名。那支筆在當時，幾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個錘子，響亮、果敢、權威、無可爭議。
這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那時說得上仕途暢達，官運亨通。已經是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卻還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進更高的權力圈子，這在當時很容易。於是，有了一次次長談，一次次規勸。這些高官，後來都成了非常顯赫的領導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筆的秉性。它雖然也有能力繼續成為更大法官的錘子，但它顯然並不願意。
於是，我在上上下下的萬分驚愕中辭職了。辭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強批准。然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襖，去了甘肅高原，開始踏訪公元七世紀的唐朝。
當年尋找古蹟，需要長時間步行，而那些路並不好走。在去陽關的半道上，我幾度蹲下身去察看墳丘密佈的古戰場，把我插在褲袋口上的舊鋼筆弄丟了。那支舊鋼筆不值什麼錢，但正是它，我在辭職前反覆搓弄，它總是頑強地告訴我，只願意把我的名字簽在文章上，而不是檔案上。
既然它對我有點重要，我還在沙原上找了一會兒。但那地方太開闊、太蕪雜了，當然找不到。轉念一想也釋然了：這支筆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從現在起，就代表我陪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