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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變相地勞動改造。
這類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
他們不分年齡、性別，均按半軍隊化管理，編到劃定的連、排、班裡，由軍宣隊的軍人或工宣隊師傅管理。不準請假，不準通訊，不準打電話，若有特殊情況需請假的，要層層報批。
他們的學習內容就是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等繁重的體力勞動。天天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彙報”。
趙俊凱和寧海強這對難兄難弟，轉業後相約到了東北一個城市，一個官至車站站長，一個官至市文化局副局長，平時忙得總說見面難，這回被下放到同一所五七幹校，在這裡能天天見面讓他們百感交集。在被逼供承認自己是反動組織的時候，倆人互相鼓勵，打死鬥死也不承認。
那時有一個順口溜說“五一六，家家有；不是親，就是友。”趙俊凱的車站加上列車段、車輛段共有四千名職工，其中有一千五百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審查和關押，但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出“五一六”是幹什麼的。
寧海強的文化局全部工作人員不到800人，抓出的“五一六分子”就有400多名。他妻子老家在上海寶山縣，共清出五千多名“有問題”的物件，造成40多人被逼自殺。妻子的全家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說家裡開的麻將社是“五一六”的開會據點，身為村黨支部書記的岳父就是自殺者之一，成了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典型。而“舉報”他的是他平時最好的酒友。
讓趙俊凱和寧海強最痛心的就是告密行徑盛行，人心變質了，中國人傳統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全都在運動中被無情踐踏。一個人隨時會被包括親人、朋友在內的人出賣和誣陷。在這種情況下，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及冷漠達到了極限。要不是有重機槍的魂在他們心中，他們都不敢彼此信任。
佔彪和成義仍然是以外調的名義“提審”了這對難兄難弟。兩人一次次地面對粗俗、野蠻、辱罵沒有落淚，一次次地身臨刻薄人、戲耍人、侮辱人的鬥爭會沒有落淚，但在佔彪面前他們落淚了。
寧海強抹著淚說：“彪哥，再這樣下去我要挺不住了，這種折磨已經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極限，說不定哪天我會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