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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袖声誉，从而达到打击国民党的目的，而洪、应则可借机向政府索取一笔巨款。洪述祖知道，采取这样的“激烈举动”，或做这样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别叮嘱应夔丞“阅后付丙”。[82]由“冬电”来看，应夔丞计划这样做的理由，是“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也就是说担心操弄宪法起草之举反被国民党方面利用，因此，为保险起见，已向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等，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巩固政府方面支持者。应夔丞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影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防阻党人”，因此欲“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83]洪述祖则说，这样做“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84]但这样一来，洪、应对付国民党人的手法和内容就再次发生变化，由“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操弄宪法起草，转为搜集所谓“劣史”，直接构陷国民党领袖人物。
为了让政府相信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应夔丞在“冬电”中不惜虚构、夸大事实，乃至以危言耸动政府。比如，电文首句以“孙、黄、黎、宋运动极烈”一语，来描述当时这几人“运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严峻形势，但实际上黎元洪根本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余不愿为大总统。余军人也，余愿仍服旧职，此人所望于余，余自忖亦能勉强承乏。至大总统一职，余友袁君将实膺之，余将竭余之全力以助。”[85]孙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即1月29日，孙中山在接见日本驻沪人员宗方小太郎时，还表示自己“断不肯担任总统”，又表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86]在电末，应夔丞更以危词耸动政府，称：“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另外，电文谓“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同样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来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电告章士钊，将于1月21日到武汉。[87]而黄兴恰在宋教仁到武汉之前，辞去湖北铁路督办之职，紧接着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从武汉到达上海，这时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应夔丞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