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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兵变，警卒多比匪行掠。警厅长杨以德……有纵下贿上之事，枢府闻之，欲罪而未发。赵秉钧督直，属其密案。赵亦深恶杨，比至，杨入谒，赵初严诘，杨犹自辩，赵益怒，作村妇之骂，且以足蹴之，杨惭惧而退。赵已拟穷究，越数日，赵访客归，猝病，不能言，未竟日，卒。初，先公闻赵病，遣予临视。予至，赵已绝矣。先公电来，令余详察死状。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拭涤者；臂肉坚，亦青色。赵一妻，无子。询其侍者，谓赵在外未进食，但饮茶一杯耳，饮茶后即归，归亦未食，而病即作矣。时赵之至友蔡乃煌辈咸在侧，虽有疑其死之突，而未闻有执言者。枢府专使旋莅津，亦无议焉。予返京，以详陈，先公叹息久之。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适当倚任。外间不察，或谓为先公所杀，殊诬之甚者也。[137]
这段记载中的“天津兵变”，是指1912年2月底3月初第三镇统制曹锟部下部分士兵所发动的兵变，初在北京城内，后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袁克文本来是要记述赵秉钧死前情形，却先讲了一个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在上年“天津兵变”中纵警行掠，“纵下贿上”，以及直隶都督赵秉钧一年后欲追究杨以德责任而与之发生口角，乃至“以足蹴之”的故事，其用意显然是要暗示，赵秉钧之死，杨以德脱不了干系，而与其父袁世凯无关。在《辛丙秘苑》另外一处，袁克文干脆说“赵为仇家杨某所毒”。[138]在如此用心下，袁克文接下来所描述的赵秉钧疑似中毒身亡的症状，已很难令人相信，甚至赵秉钧与杨以德发生冲突的故事，也不能排除为袁克文所虚构，因为赵秉钧自武昌起义后不久便任民政部首领，接着又在南北统一后任内务总长，旋兼任国务总理，全国各地警察与地方治安一直由其主管，何以他不在兵变当时便追究杨以德的责任，而要在卸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之后才追究？事实上，赵秉钧并不能算“猝死”，由于其常年吸食鸦片，加之公务劳心费神，身体状况早已不佳，前引其幕僚所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1912年夏，报纸就有“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之说。[139]刺宋案发生以来，赵又绞尽脑汁，疲于应对，健康状况愈加糟糕，曾入法国病院接受治疗。屈永秋的医检报告也表明，其最后一次生病已有一段时间。因此，赵秉钧死亡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朱启钤
